回不去的安世，回不去的“黃金時代”快訊
以荷蘭的經濟規模和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美國施壓要求安世更換中國籍管理層，安世荷蘭總部和中國資本相安無事的平衡就此被打破。
現在世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本來最依賴世界市場的小國，近年來卻頻頻鬧起反全球化的經濟措施。
這很難用經濟理性來解釋。
深究下去，其中一個解釋是：在大國貿易摩擦乃至大博弈的背景下，小國常常面臨“選邊站隊”的壓力。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與政治安全，一些國家會選擇通過保護性措施來減少對特定大國的依賴，或借此向其他大國示好，以求在新的聯盟體系中尋找立足點。
這就屬于下注了。
戰后的世界是人類歷史上最安逸的“黃金時代”，雖然有過冷戰的陰霾，但從1945年到2024年，全球GDP名義規模增長了約138倍，而全球人口僅增長了3.4倍。當然，名義規模的增長也有美元通貨膨脹的因素，即便排除了通脹因素，實際增長也可能高達30 倍。
這意味著全球GDP 名義規模的增長并不僅是靠勞動力供給增加，更是得益于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為代表的國際秩序，為全球貿易和投資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框架。
在這個框架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其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了貿易自由化，使得商品、資本和技術得以在全球更高效地配置，推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科技革命快速惠及全球。從戰后的重建到信息時代，再到當前的數字和人工智能革命，技術進步和全球擴散極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并創造了全新的產業。
美國和中國兩大經濟體在上個世紀九零年代后成為兩大增長極。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消費市場、科技實力和美元地位，中國則通過改革開放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構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并形成兩大市場，共同維系了全球貿易。
在這段“黃金年代”里，不僅大國獲益，小國其實也獲益良多，畢竟相對于內需巨大的大國，小國其實更依賴自由貿易，因為小國國內市場容量天生有限，難以支撐大規模工業化的需求。因此，它們被迫放棄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念頭，轉而采取外向型經濟戰略，利用其政策靈活、交通便利等比較優勢，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專注細分領域，通過國際貿易取長補短，形成帕累托改進。
所以，對于小國而言，積極參與自由貿易并非一個簡單的“選項”，而往往是關乎經濟生存與發展的必然戰略。
雖然近年來全球貿易體系已經搖搖欲墜，但荷蘭挑起的“安世事件”，加速了舊日秩序的終結。
01
安世半導體起源于飛利浦物理實驗室，總部位于荷蘭。安世主要產品為車規級功率器件，在德國、日本的許多整車廠其產品幾乎可以視為標配，小信號二極管及晶體管、ESD保護器件、小信號MOSFET出貨量連續多年位列全球第一，對于全球汽車行業，安世的產品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5年，恩智浦半導體計劃以380億美元收購飛思卡爾，出于全球反壟斷合規的要求，它需要剝離旗下的射頻功率業務。彼時，荷蘭方面認為這是“低端不賺錢”“增長緩慢”的非核心業務，也不在公司未來的轉型規劃之中。
當時恰逢中資出海并購熱潮，中國資本非常樂于收購擁有核心技術的資產，助推集成電路產業的升級迭代。雙方的談判交易進行的非常順利，不僅在關鍵條款上迅速達成一致，更是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就通過了中國商務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歐盟委員會的審查。
2017年，恩智浦宣布標準產品事業部門以27.5億美元的價格完成交割，恩智浦位于英國和德國的兩座晶圓制造工廠，位于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的三座封測廠和位于荷蘭的恩智浦工業技術設備中心移交給中國資本，公司的核心技術專利繼續由荷蘭總部統一管理維護。
回頭看，那真是“黃金時代”的末日榮光，自從“芯片戰爭”打響后，這種交易再也不可能會被批準。
安世被收購后，前期處于幕后的聞泰科技創始人張學政也漸漸走到了臺前，通過一系列“蛇吞象”式資本運作，將這批業務納入了其名下的安世半導體。
中資激活了老牌歐洲公司的生機，汽車產業轉型升級并沒有讓安世的產品被時代淘汰，反而越來越重要。
2024年，安世營收147.15億元，凈利潤22.97億元，是比亞迪、特斯拉、大眾等車企的核心供應商。
然而，隨著特朗普回歸白宮，貿易摩擦再度激化。2024年底，聞泰科技被納入美國實體清單，安世荷蘭總部和中國資本相安無事的平衡就此被打破。
今年6月，美國施壓要求安世更換中國籍管理層。9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拿出所謂“50%穿透性規則”，即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企業持有外國子公司50%或以上股份，該子公司將自動適用同等出口管制，要求含美國技術的企業禁止與安世合作。
此前在中美之間游走的荷蘭政府立刻心領神會，第一個出手了。
9月，荷蘭看守政府援引50年代制定的《商品供應法》，以“治理缺失”為理由，要求安世半導體及其全球30個主體在一年內不得對資產、知識產權、業務及人員等進行任何調整。隨后，荷蘭企業法庭在沒有庭審聽證的情況下，迅速批準安世總部外籍高管提出的緊急請求，暫停聞泰科技實控人張學政在安世的所有職務，并將安世半導體股份托管給第三方。
當時，荷蘭經濟事務部長卡雷曼斯宣稱：“張學政將安世半導體的產能、財務資源和知識產權不當轉移到其擁有且與安世半導體無關的外國實體。”
02
10月26日，荷蘭總部以“中國管理層未履行付款義務”為由，暫停向東莞封裝測試工廠供應晶圓。官方信息顯示，東莞工廠承擔安世全球70%的封裝測試任務，日產能高達2.5億顆。?
消息迅速引發了汽車行業的動蕩。
從絕對價格來說，車規級芯片單價很低，一個芯片的售價就在5美分左右。可想要修改替換卻沒那么容易，按照安全標準需重新進行整車測試。歐美汽車協會警告稱，現有庫存只能維持幾個星期，大眾、寶馬、奔馳等汽車巨頭的生產線面臨停產風險。日本汽車協會同樣表達了擔憂，認為會嚴重影響產能。
某種程度上，只要美國政府咬死“50%穿透性規則”，荷蘭人就很容易能將強行接管安世美化為面對外部壓力不得已為之的無奈之舉。
畢竟，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仍然在美國手里，想要安世維持在歐洲市場的正常經營，中方資本或許會無奈地認可所謂的“迂回之策”。
然而，中美釜山會談讓事態迎來了轉機。據報道，美國同意暫緩“50%穿透性規則”，為期一年。
一下子，安世面臨的外部壓力減輕了，荷蘭政府的介入也在情理上變得立不住腳。
誠然，特朗普多年來的行事風格會讓外界擔憂美國政府的決策可否延續。但是，既然荷蘭政府既然可以因為威脅迅速地做出決定，那么也可以根據形勢轉變迅速地修改決定。
然而，荷蘭人卻拖拖拉拉。
荷蘭人一方面安撫歐洲汽車客戶，強調仍在跟中方談判，只是尚未取得建設性進展。另一方面，安世荷蘭總部竟然發文警告客戶，宣稱“無法保證來自其中國工廠的芯片質量”。
長期以來，歐洲多國在跟中國打交道的時候，非常善于將小心思藏在美國全球霸主強勢形象背后，把自己也塑造為霸權的“受害者”，游走在中間地帶為自己掠取好處。
顯然，荷蘭人對這筆早已塵埃落定的收購交易后悔了，想要借機用“斷供”施壓，重新商定利于自己的補充條款。
如果是十年前，中國企業或許會秉承和氣生財的想法，愿意先一步做出退讓。不過，今時不同往日了。
在新能源徹底改變全球汽車產業格局之后，中國汽車產業已經實現了升級換代，上下游產業的飛速發展讓荷蘭人的威脅已經不再那么重要。實際上，從聞泰科技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那一刻，中國企業已經預料到遲早會和荷蘭方面有一場紛爭。
安世中國直接發表聲明稱，作為獨立經營、決策的中國企業，無需聽從外部指示。
公司還強調，已經有充足的成品與在制品庫存，能夠穩定、持續地滿足客戶的訂單需求。外交部發言人也表達了官方對企業的支持態度，明確反對針對特定國家企業采取歧視性做法。
媒體報道稱，安世已恢復向中國經銷商供應半導體，要求交易都以人民幣結算。不僅如此，經銷商和下游客戶的交易也需要用人民幣結算。此前，這些交易全程使用美元等外幣。
相當于把掀桌子了。
03
當地時間11月6日，卡雷曼斯表示，隨著中美達成協議，他相信未來幾天該企業的芯片能送達歐美及全球客戶手中。
卡雷曼斯在一份聲明中稱，荷蘭已收到中美兩國的通知，雙方上周達成的經貿協議將使安世半導體中國工廠恢復出貨。他表示，這與中方向歐盟委員會提供的信息一致。他相信未來幾天該企業的芯片能送達歐美及全球客戶手中。
11月8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中方同意荷蘭經濟部派員來華磋商的請求。而此前的11 月1 日，中方就本著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穩定與安全的負責任態度，對符合條件的相關出口予以豁免。
即使參與挑起事端的安世（荷蘭）管理層竟還在嘴硬，但誰都知道，此時事情的走向已經輪不到他們說話了。
據報道，安世荷蘭總部此前在海外市場緊急尋找可替代的芯片封裝合作伙伴，試圖繞開中國構建新的供應鏈。但哪家公司敢接這活，就別想再做中國的生意。
以荷蘭的經濟規模和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本來更應該呼吁以及推動自由貿易的回歸，維護全球供應鏈的穩定。畢竟，倘若各國都更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行事，大國還有巨大戰略縱深吸收沖擊，而小國則受損更大。
但在新格局下，大國之間斗而不破，但會把小國當槍使。雖然中美貿易談判給了荷蘭迂回空間，但美國不想看到荷蘭“往回縮”，荷蘭也不甘心無功而返。
荷蘭很清楚，中國市場無論是從產業鏈上游還是消費者下游，都對自身非常重要。此前，報道就披露因稀土開采、選礦、冶煉、分離全流程技術都納入中國出口管制目錄，荷蘭ASML的產品交貨周期拉長至18個月。
所以，荷蘭在官方表達中極力避免把問題上升到國家層面，也不提及第三方，強調這是安世總部提出的訴求，試圖將沖突弱化為公司內部的控制權紛爭，讓雙方都能坐回到談判桌上。
即便荷蘭方面一直往企業內斗的思路上引導，但中方也幾乎沒有退讓的可能。
畢竟，收購安世算得上是中資闖入歐美半導體市場的一次成功實踐。如果這次認栽了，那么其他國家也可能會爭相效仿，要求重新簽訂已有協定，這對在外闖蕩的中資無疑會起到更大的負面作用。
或許，荷蘭人需要跟芯片行業的華裔大佬取取經。
時刻處在媒體聚光燈下的黃仁勛對于如何游走在中間地帶經驗頗為豐富。
在公開場合的講話中，黃仁勛堅定地承諾，作為一家美國人開的美國公司，英偉達會嚴格遵守美國法律。同時，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技術實力和潛力的認可，反復強調中國市場的極端重要性。
4月，美國用“一刀切”斬斷了英偉達高性能芯片對華出口的緩沖路徑。
損失巨額收益又陷入反壟斷調查的黃仁勛也沒有表露過對任何一方的不滿，只是從客觀角度表示：“我們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從95%變成了0%。……（美國）低估了中國加速發展自己科技產業的能力。他們現在每年生產數百萬顆AI芯片。”
相對可行的解決辦法是，下游車企做中間商拉著安世總部和安世中國協調出短期解決方案，避免汽車產業遭受重創。
至于長期的未來，或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坦誠地說，芯片行業發展是日新月異，特朗普則是朝令夕改，很可能拖一陣子就可以等到形勢激變，把問題拖沒了。
回到安世，達成新協議，表面重歸于好對中荷兩方都是可行的選項，就看如何博弈了。
只不過，這只會是臨時的“休戰”。經歷了這波折后，本已脆弱的全球互信再度降低到冰點，隨著猜忌鏈的形成，中國產業界會更強調自主可控，減少對歐洲技術的依賴，而面對中國產業鏈的競爭壓力，歐洲也會加筑保護墻，阻止中資背景企業的收購和市場進入。
我們在親歷舊日“黃金時代”的終結。（何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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